鲍信的长子鲍劭时在帐中，见鲍信神色大变，问道：“州伯於令中说了什么？可是不愿借兵？”

鲍信摇了摇头，说道：“不是。”

“那是？”

“刘公欲传檄郡国，召各郡国兵，亲自率领北击黄巾。”

鲍劭喜道：“这不是好事么？父亲缘何非但不喜，反至色变？”

“而今黄巾势大，号称百万，其力方锐，兖北百姓震恐，士卒无斗志，如此情形之下，怎能大举进兵与战？以我之弊，击贼之锐，必将败也！唯今之计，只有养精蓄锐，先为固守，然后待贼势离散，候其疲后，再选精锐击之，方才可也。”

鲍劭说道：“父亲的意思是说，州伯如於此时提兵北上，恐将落败？”

“正是！”

鲍信看了鲍劭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把想要接下来说的话咽回了腹中。

他心里想道：“除此之外，却是还有另一个缘故，那就是：刘兖州已颇得州士拥从，如再剿清黄巾，军功大盛，则兖州刺史之位必将愈固矣！我与孟德的规划怕就要难以行施了。”

刘岱是汉室宗亲，他的从父刘宠数为太守，清廉公明，号“一钱太守”，后仕朝中，先连任九卿之职，继而两拜司空，复拜司徒，又拜太尉，名重天下，他的父亲刘舆也是历仕二千石，并且曾任过山阳的太守，既有此等的家资族望，刘岱本人又虚己受人，所以，现而今，他虽是尚未能得到兖州诸郡国长吏的一致拥戴，然就兖州本地的士人来讲，却是不少都很拥护他。

换言之，目前在兖州，刘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这个时候，如果他再亲自带兵把兖北的黄巾尽数歼灭，甚至不需歼灭，只要逐走，还兖北一片平安，那么，可以预见，他在兖州的声望就必将会迎来一次大的提高。政治基础已有，军功、名望再高，刘岱的这个“兖州刺史”之位就会如鲍信之所料，定然由此而更加稳固。

这样一来，鲍信早前与曹操所秘谋的“规大河以南”之策就会很难变成现实了。

刘岱毕竟是兖州的刺史，鲍信和曹操之所密谋实为“篡权”，万一泄露，不但他两人的名声将坏，乃至在兖州恐怕都不好立脚了，关系重大，不可不慎，所谓“事不秘则失其身”，因是之故，鲍信在想了一想后，没有将这一条“他反对刘岱北上”的原因告与鲍劭。

於智略谋划上，鲍劭虽或是因限於年岁、阅历的关系，不及其父，然在刚强勇武上，他却有鲍信之风，听了鲍信这话，他慨然说道：“父亲过虑了，以劭愚见：黄巾贼虽多，而如州伯果能把各郡国兵召集起来，与州兵合於一处，估算下来，少亦有数万众，以此击贼，纵不大胜，也不会落败的，退一步讲，即使有败，也不会是大败。”

对鲍劭“即使有败，也不会是大败”这句话，鲍信倒是不反对。

兖北的黄巾多以抄掠为资，又是老少相从，刘岱带数万众击之，也许会有一时的失利，但长久来看，只要在战略、战术上不出大的差错，步步为营，同时用计出奇，还是很有望获胜的。

然而正因如此，鲍信就更反对刘岱亲自带兵出击了。

於是，他给刘岱回文一封，把对鲍劭讲的那个理由写入其中，力谏刘岱不要亲自北上。接着，他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讲述此事。两封书信写毕，他遣人分别给刘、曹送去。

刘岱接到鲍信的回书后，细细忖思，觉得似乎有点道理，遂召来王彧，与之商议。

王彧说道：“自古成事者，无不克坚攻难、赴危蹈险，未尝闻高座卧榻、唾手而可得之也。今击兖北黄巾，或如鲍济北所言，将有小挫，然以我一州之力、用兖南为基、连诸郡之兵，胜将必也。况者，‘小挫’不一定是坏事，反过来看，正因‘小挫’，才能更显明公的军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