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柯察金不信，张宗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抛向天空，随即拔枪射击。在硬币落地之前击中硬币两次，柯察金这才相信了。他笑道：“张，你的枪法很好，这下那些盗匪的末日到了。”

364交换条件

有了这一千号人的中国军队帮忙，远东的沙俄军警在人力上顿时宽裕了不少。之后，张宗昌和他那班原本就是土匪马贼出身的兄弟们骑着俄国人的顿河马，喝着中国产的地瓜烧，跟着柯察金到处围剿所谓的“盗匪”。这些沙俄匪帮通常盘踞在深山之中，就地取材用木头建筑壁垒。张宗昌一到，先用迫击炮轰开壁垒，随即由柯察金的沙俄兵们高呼乌拉冲进去厮杀。有时候，张宗昌也会让自己的弟兄们参与厮杀。不过，通常这都是柯察金奉命对“通匪”的村子进行清洗的时候。沙俄人对自己的同胞下手的时候也重，烧杀阴掠什么都来。张宗昌的兄弟们也趁机骑了几回大洋马，成了回国后向同伴炫耀的资本。

话说1916年年底，徐天宝结束了休假，再次回到总统府办公。他拿着各国报纸和情报部门送来的情报，边看边摇头。由于自己的介入，历史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已经和自己熟知的那段历史越来越遥远和陌生了。

不久前，英国、法国、美国、沙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以及其他几个协约国成员和中国签署了关于提升外交级别或是增设大使馆的条约。条约将原来的公使级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不啻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亮点。当然，这些都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打败日本、荷兰带来的好处。

有鉴于中国军力的不断强大，英国人和法国人向中国发出了邀请，参加协约国阵营，正式对德国、奥匈、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宣战。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要求是中国派出军队直接到欧洲参战，交换条件则是战胜之后，德国、奥匈在中国的租借全部交换给中国。

徐天宝对此提议嗤之以鼻，他对朱尔典和康迪笑着说道：“德国和奥匈的在华资产我早就全部接收了，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德国人用一艘过时的军舰就诱骗土耳其人参战，我可没这么傻，你不可能用以及在我口袋里的东西来和我做交易。”

朱尔典和康迪问道：“那你想要什么呢？”

徐天宝答道：“我要关税自主权。”

一个国家发展本国工商业，就不可避免的要对本国的工商业进行保护，保护的手段之一就是关税。可是在列强把持海关事务的事实面前，这斤小最起码的工业保护体系都无法建立起来。一方面是廉价的外国工业制成品的大量涌入，另一方面是同样廉价的工业原料的大量出口，而这一切。根本原因就在于关税的税率。在那个由洋员控制的海关里，进口洋货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二点五，出口土货的税率是百分之七点五，相比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的欧洲，这个税率很低，对于洋货很有利。对于国货很不利，中国工业落后，前满清朝廷的压榨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也是重要原因。要想发展中国的工业，就必须先建立起一条关税屏障。

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和袁世凯的时代，徐天宝就在自己控制的疆域里全面收回了关说权。等徐天宝统一中国之后，也在事实上收回了关税主权。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各国书面的认可和承认，在国际法律上站不住脚。

朱尔典和康迪想了想，都没有正面答复徐天宝，只是说道：“这事不是我们两个公使可以口头答复的。”

徐天宝到时很坦然，说道：“我到可以答复二位，中国可以对德国和奥匈宣战，甚至可以出兵欧洲参战。但是我只同意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兵，从东线进攻德国人。”

朱尔典问道：“为什么不是西线？”

徐天宝笑道：“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吗？俄国佬在东线几乎就从来没有打败过德国人。他们更加需要帮助。难道不是吗？”

朱尔典刚要表示不满，康迪拉了拉他的衣角，低声道：“中国人愿意出兵总是好的，如果能缓解东线的危局，俄国佬也能少向我们伸手要钱。”

作为穿越者，徐天宝当然知道什么时候加入一战最划算。眼下德国依然在战场上保持着进攻态势，但是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首先德国缺乏持久作战的力量，其一线骨干部队虽强，但训练周期长，后备人力征发快，消耗快。对德国这个人口并不是特别富余的国家来说，基本已经见底了；其次，德国人还面临物资缺乏的困境，尽管德国战前囤积了大批物资，经过两年半的消耗，已经所剩无几了。即便在前期缴获了一些，但远远不能满足缺口。协约国海军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依旧，日德兰海战都没能够解除这种封锁；最后一点就是同伴无能。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德国人的小伙伴无论是奥匈还是土耳其亦或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无法与英法俄相提并论。在东线，俄国人也学得狡猾了，只要德国向俄国发起猛攻，俄军必然向奥匈发起猛攻。虽然俄国人打不过德国人，但是欺负一下奥匈还是能搬到的。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不得不分兵帮助奥匈。徐天宝不傻，犯不着把部队放到西线的壕沟里去挨枪子闻毒气，柿子终究还是要挑软的捏。

很快，由中英法俄四国外交官和参谋部、国防大臣们研究出来的一揽子关于中国参战的文件和计划书就出炉了。这份被称为《伯力协议》的文件中规定：中国必须在不迟于1917年3月前，派出人数不少于十万的步兵参加东线战斗。随后，将派出总数不低于五十万的士兵参战。这些军队将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中国东北出发，到达莫斯科之后，立刻投入战斗。文件同意了中方在莫斯科设立指挥部和在彼得堡设立代办处的要求，还同意在铁路沿线的梁赞、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驻扎专门的军事人员帮助疏导士兵。当然，这一切都要在俄国军警的监督下进行。作为交换条件，英法俄等国将在最迟不超过1918年的时候，将中国关税和盐税方面的主权全部交还给中国。

1916年12月24日，中国正式向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

365沙俄快不行了

听到中国对德宣战的消息，沙皇尼古拉二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又皱起了眉头，下意识地往自己的喉咙里灌伏特加。

战争期间，俄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俄国的工业基础本来就不够发达。1913年，全国钢的产量只有420万吨。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薄弱。没有汽车制造业。许多机器、武器仰赖外国。战前，俄国进口的机器占37%，重要的设备、车床的自给率不到1/3。战争削弱了俄国同国外的商业联系，机器的进口大幅度下降。1914—1916年，俄国机器工业虽有所增长，但其产品绝大部分都被战争消耗掉。据统计，这期间123个大机器制造业的产品从20030万卢布增加到95460万卢布。平均军工生产每年增长13倍多，而民用生产只增长40%。1916年，农业机器产品只有战前的1/5，机车、车厢的生产明显减少，机车减少16%，车厢减少14%。机器、车床严重不足，又影响矿石、煤炭、石油开采量的下降。由于缺乏燃料、原料，高炉停火，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战前靠进口棉花生产的纺织厂停产。1916年，彼得格勒有20%的织机不能开工。在前线，武器、弹药严重不足。每月需要6万支步枪，而1914年8—12月只造出13万4千支步枪。每月需要机枪800支，而1914年下半年总共才制造机枪860支。交通、运输严重阻塞。铁路承担不了急剧增长的运输任务。1916年最后5个月，铁路为军队运送的粮食只能满足需要量的61%。到1917年，粮食运输量又下降，1月为50%，2月为42%。有的伤兵几天领不到食物和纱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粮食匮缺，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里海、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却有大量粮食、肉、鱼烂掉。1916年，储存变质的粮食达15万车厢。海运也不妙。波罗的海、黑海早被德国、奥匈所封锁。俄国和盟国的联系主要通过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但是，内地和摩尔曼斯克之间没有铁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沃洛格达之间的铁路是窄轨(1916年改为宽轨)，运输不便。海参崴离俄国腹地又太远。结果，大批货物被堆积在港口，无法运入内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煤堆得像一座座山，沿码头堆着一箱箱供兵工厂使用的车床。在摩尔曼斯克，船只等待卸货要等几星期、几个月。

大战爆发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应征入伍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达1,500万，主要来自农村。据1917年调查，在欧俄50个省份内，农村男劳动力减少47.4%。耕地面积减少1千万俄亩。耕畜从1914年的1800万头减少到1917年的1300万头。粮食收获量减少1/4。运输的困难又使城乡联系实际中断。在市场上，粮食、肉、糖和其他农产品日见短缺。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14%。地主、富农和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食往往从商店消失，却又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1916年夏，彼得格勒粮食价格比战前提高1.5—3倍，肉和糖尤其昂贵。广大人民处在饥饿线上，怨声载道，不得不起来斗争。1915年在欧俄因饥饿引起的农民暴！动达684起。1916年头5个月，农民起义达510次。

在各交战国中，俄国的战线最长。战争在5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上进行。300万难民无家可归，缺衣少食。很多人在战争中断送生命、受伤致残和死于瘟疫。到1917年3月30日止，俄国共损失840万人。许多士兵的家庭无人抚养，生活非常痛苦。

为了维持战争，沙皇政府的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到1917年3月，达300亿卢布以上。其中1/3靠借外债支付，其余靠借内债和滥发纸币支付。1917年，卢布的官方牌价降到55戈比，购买力降到27戈比。国债从1914年的88亿卢布增加到1917年1月的336亿卢布。沙皇政府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沙皇政府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在1915年成立了国防、粮食、燃料和运输4个专门会议，来调节国内的经济生活。但并没有能够挽救经济的破产，却对劳动人民实行无比残酷的掠夺。大多数工厂为完成军事定货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剥削妇女、少年的劳动。据345个企业的统计材料，平均纯利润在1913年为8.84%，1915年增加到16%，1916年又增加到17.58%。经济混乱，加上军事失利，促使全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权危机趋于表面化。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阿历山德拉在政治上、军事上走投无路，在精神上便寄托于迷信。格?叶?拉斯普廷（1872—1916年）曾冒充“仙长”、“先知”，被引进宫廷。他以迷信填补沙皇和皇后心灵上的空虚，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宫廷日渐得势，终于操纵了皇室部分的权力。1914—1916年，在拉斯普廷的策划下，更换了4个内阁总理、6个内务大臣、4个陆军大臣、3个外交大臣、4个农业大臣、4个司法大臣。1916年，统治集团又分裂为以大臣会议主席(内阁总理)斯提尤尔美尔为首的亲德派和以外交大臣萨松诺夫为代表的亲英派，互相攻讦。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和防止革命的发生表示愤懑。阿历山德拉甚至被怀疑是德国的间谍，因为她出生在德国，重用亲德派。在贵族中间，对沙皇的昏聩无道亦痛心疾首。1916年12月29日（俄历12月16日），拉斯普廷被暗杀，暗杀者包括尤苏波夫亲王、皇族成员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俄罗斯杜马右翼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

保皇派妄图以此来拯救罗曼诺夫王朝，阻止革命的爆发。但在拉斯普廷被杀后，在资产阶级中间便传出一种政变的风声，说一小撮阴谋分子正准备集结于彼得格勒，企图在皇村和彼得格勒之间潜入沙皇的列车，逮捕沙皇并立即把他送到国外去。

1917年1月10日，一列火车从遥远的东方运来了第一批参战的中国士兵，一共步兵团共二两五百多人，由年轻的上校薛岳担任团长。薛岳，又名仰岳，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原名薛仰岳，字伯陵，乳名孝松，绰号“老虎仔”，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客家人。薛岳11岁时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与张发奎、黄琪翔、叶挺、许志锐等人是同窗。14岁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后留在国内，后继续留在黄兴领导的大陆同盟会，和孙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划清了界限。于1914年入东北陆军大学深造，1916年毕业，收少尉军衔。徐天宝编选赴欧参战军，薛岳主动要求赴欧，得到了徐天宝的赏识和火线提拔，直升上校。

在莫斯科车站下车之后，薛岳把身上的棉大衣拉了拉紧，喃喃道：“俄国果然是世界上最冷的国家呀！”说罢，他对副官说道：“立刻和联络官联系，让兄弟尽快住到兵营里去。”

“是！”副官立刻一路小跑，找驻莫斯科的军方联络官去了。

“薛上校！”一个身穿灰色大风衣的人也从车厢里跳下来，站在薛岳身边

“哦~是药上校！”薛岳认得此人是大总统的心腹药元福

药元福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火车，点上之后，慢悠悠地低声说道：“等会我们单独谈谈~！”

薛岳一抬眼，问道：“何事如此神秘？”

“大总统的密令。”药元福依旧压着声音

366妖孽不死

在沙俄军官的安排，这批中国军队被安排驻扎到莫斯科郊外的斯瓦迪卡拉兵营里。副官立刻向薛岳报告，说有一支一百人的部队没有番号，也不在本团序列之内。

薛岳大敢意外，正欲查问的时候，药元福出现了。他把薛岳拉到一个僻静处，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薛岳，“这是大总统密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