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思谦到底比拓跋思恩的“文化水平”略高一点，当下点头道：“这个自然。”

李行云便点了点头，用淡然如在自家品茗一般的语气道：“不错，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之。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阵之地。得其利则生，失其利则死，故曰生之地。道者，权机立胜之道。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曰不可不察也。”

拓跋思谦的水平也就是比拓跋思恩这等文盲略高一点，这番话前头还听得懂，到了后面，纯属一头雾水，但听这位李书记说得这般之乎者也头头是道，想来多半都是圣人说的话吧，自己不能不装作知晓。只好干咳一声，继续点头：“不错，不错，正是如此。”

哪知那李行云一听，忽然沉下脸来，斥道：“然则诸侯之征伐，亦当上奏天子，奉敕书而行，何况一地节帅？今河东并帅大王身为天子族亲，国姓宗室，出镇北京(李唐北京乃指太原)，身份何等贵重？地位何等崇高！你家节帅擅出大兵，东行至此，已然是蔑视朝廷尊严，不察并帅神威，如盲人瞎马，已临深渊之前，再不思幡然悔悟，将来并帅请旨，十万大军横扫河套就在眼前！尔等何不自悟！”

场中诸人都被骂得一愣，过了几个呼吸，拓跋思恩才反应过来，怒道：“你家节帅当初攻伐赫连铎之时，难道是请诏奉旨而行的？怎的单说我家！”

李行云冷然一笑：“某家节帅大王讨伐赫连铎，出兵之际已然上书朝廷，阐述出兵之由。只是当时朝有奸佞，蒙蔽圣听，这才使得陛下下旨讨伐。然则某家节帅大王擒孙揆，败张浚，各路诸军无不望风溃散……最后终于使圣人知悉其忠贞，看穿奸佞之虚伪，贬斥张浚、孔纬等辈，恢复大王名誉官职。这一切，与你家节帅有何相似？哦，某倒是差点忘了，那望风而逃之军，似乎也有定难军一份吧？”

这一次，不仅拓跋思恩，就算拓跋思谦也怒了，沉声道：“前次天子相诏，某家节帅不得不往，然则某等并不欲与并帅为敌，这才未经交战，便即撤走，难道贵使便以为是某家定难军怕了你河东军不成？”

这句话说得拓跋思恩很是振奋，当下喝道：“正是如此！某家雄踞河套，括地千里，精骑十万，怕得谁来！”

李行云哂然一笑：“当初先蒲帅王重荣与田令孜爆发盐池之战，沙苑一役，某家并帅精骑来援，你家节帅却是奉了田令孜之命而去的，结果一战之下，如何？几乎是仅以身免！难不成区区几年过去，拓跋家便将这等大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不成？”

所谓河中盐池之战，实在是晚唐十分重要的一战。光启以后，大唐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

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的历史也证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注：1】

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注：2】

李晔即位后会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也未尝没有这层关系。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有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

但此战结果已经不必再说，虽有张濬亲领大军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

撇开朝廷和朱温等不谈，只说定难军的话，之所以河东大战讨伐李克用的时候，他们出兵很积极，但进兵很不积极，也就是因为拓跋氏与李克用早已结仇，而偏偏又深深忌讳李克用兵精将强，难以为敌，才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

现在李行云把河中盐池之争而导致的沙苑之战摆出来，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同时涨红了脸，拓跋思谦沉声问道：“贵使今日前来，便是来说教与嘲笑某等来了？倒是不烦尊口，某等来日进兵，与尔等一决死战便是！”

李行云拱手道：“某言止于此，至于听与不听，皆在二位。告辞……且慢，某家军使言，两家俱为国姓宗室，见面不可失了礼数，因此命某携佳丽二人，赠与李思谦将军，又有上好横刀一口，赠与李思恩将军。二位将军，告辞。”

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各自一怔，刚才还说得凶巴巴的，只差就要当场动手抓人，怎的他走的时候居然又代表李存曜送上礼物来了？

旁边一人忽然道：“嘿，神木寨果然可以攻取了。”

拓跋思恩奇道：“为何此时这般一说？”

那人道：“那李存曜既然送来佳人神兵，必然是不愿与我定难军交锋，然则这位李行云掌书记偏偏说了那许多狠话，为何？无非是李存曜所作所为，连他麾下之人都看不过去了，都在找机会为他弥补，诸位说说，这样的神木寨，还不能攻取吗？”

众人立时恍然。

------------------------------

【注1】：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注2】：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此后，李克用一直支持王珂，以固河中，直到朱温在争霸中逐渐占得上风，夺取河中为止。

第093章 守城之术

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他只身赴敌营，连哄带打一番，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远处一处山坡背面，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您老倒是快点走啊，背后那是狼窝，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救还是不救？”

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

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一名将官摆了摆手，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

“去回禀将军，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毫无逃走之状，身份当无异常。”那将官沉声说道。

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匆匆去了。

李曜走得远了，过了山坡，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这才有些紧张地道：“军使，某虽浅陋，亦曾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说，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

李曜刚换过马，听了这话，笑道：“大王每临战事，常率轻骑，驰骋纵横于军前，某为大王之子，更不能稍有示怯。再者说，此番出使，某是有把握的，并非胡乱为之，国宝不必担心，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取得一次大胜，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

史建瑭听了，不好多劝，顺着李曜的话头道：“守城的准备方面，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军使可以放心。”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做准备。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